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是A_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

1.巴黎协定有什么作用？

2.巴黎协定规定的温控目标是几度

3.碳金融的碳金融

4.巴黎气候协定中国做出的承诺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历史

1992年的里约会议，全名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也叫地球首脑会议，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这次会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便是通过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该公约是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间谈判委员会达成的，是世界上第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简单来说，以后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谈论的气候问题，都是以这个公约为基础的，而且该公约具有法律效力。该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截至2004年5月，公约已拥有189个缔约方。

1995年，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之后缔约方每年都召开会议。

19年，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举办地日本东京。会议通过《京都议定书》。

2001年10月， 第七次缔约方会议，举办地摩洛哥马拉喀什。会议通过《马拉喀什协定》。

2005年，第11次缔约方会议，举办地加拿大蒙特利尔，会议通过《蒙特利尔路线图》。

2007年，第13次缔约方会议，举办地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议通过《巴厘岛路线图》。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成果寥寥，最后只达成了无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

2011年，第17次缔约方会议，举办地南非德班，会议就第二承诺期存续问题达成一致。与会方同意延长5年《京都议定书》的法律效力（原议定书于2012年失效），就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达成一致。大会同时决定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即“德班平台”，在2015年前负责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公约》缔约方的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

2012年，第18次缔约方会议，举办地卡塔尔多哈，会议通过了对《京都议定书》的《多哈修正》，最终就2013年起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及第二承诺期以8年为期限达成一致。大会还通过了有关长期气候资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工作组成果、德班平台以及损失损害补偿机制等方面的多项决议。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及俄罗斯已明确不参加第二承诺期。

按照气候谈判的，巴黎气候大会是继2009年后又一重要时间节点，将完成2020年后国际气候机制的谈判，制定出一份新的全球气候协议，以确保强有力的全球减排行动。因此，巴黎大会也是近几年来最为重要的一次。

与6年前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气候谈判模式已发生根本性转变：自上而下“摊牌式”的强制减排已被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所取代。目前，全球已经有160个国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文件，这些国家碳排放量达到全球排放量的90%。此举让各国在减排承诺方面握有自主权和灵活性，谈判压力骤然减小。其次，大国合作意愿更为强烈。中国与美国、欧盟、巴西、印度等已就气候变化签署了多项双边声明，提前化解了此前纠缠谈判进展的诸多分歧。中美之间还总结了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公开争论影响谈判气氛的教训，通过双边对话增加理解，避免在谈判场合相互指责。再者，气候科学认知更深入。联合国在2013—2014年发布了第五次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对全球变暖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可能性由上次报告的“非常高”（概率在90%以上）调高至“极高”（概率在95%以上）。

最后，主办国和国际社会都在思考哥本哈根的教训，对谈判的期望值更趋理性务实。

巴黎协定有什么作用？

论气候变化国际立法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发展与挑战

承担大国责任 应对气候变化

法者，理也，源于生活，体现公平、正义。律者，束缚也，意味着规则。孟德斯鸠在他的著名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谈到法的精神，他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定义下，所有的事物都离不开法律，法律调整社会形态中各种关系，法律也应被放到最高的地位。通过社会理论的构建，考察法律与理性的关系，揭示“法”之内涵，即法律本质上是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换句话说，法律是蕴涵法治精神的社会规则，其实质意义是通过法律条文体现法治思想、构建法律制度的社会规则。总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和地理、地质、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等都有关，而这些关系就是法的精神”，法律是调整人类社会内部还有与生态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凌驾于各种关系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规则。

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概念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要对自己负责任。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让人民安居乐业是中国当前最大的责任，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尽责任的基础所在；其次，“大国责任”就是以尊重整个人类发展为前提，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严格遵循国际规则，履行各项义务。所以“大国责任”应该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说，中国要通过遵循法的精神，在各项国际法的规则下，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当前，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的环境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站在法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气候问题，积极参与气候问题的国际谈判，确保国家发展空间的同时，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

从里约热内卢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2009年作为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已经基本上成为国际共识。然而，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进程困难重重，其谈判的焦点在于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的全球中长期目标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摊，尤其是几大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全球环境问题的典型代表，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以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评价活动为背景，气候变化问题被列为影响自然生态环境、威胁人类生存基础的重大问题，国际社会开始通过政治谈判寻找具体对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就是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性问题应运而生的产物，而其发展过程也是一波三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的形成与演进过程请见下图)。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0年12月，联合国大会做出为缔结防止气候变化公约开始间谈判的决议。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全世界的共识，达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文件《21世纪议程》和防范全球气候变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而且实现稳定在这一水平的时间范围应当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虽然公约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但是在政策上却无法落实。由于公约只是一般性地确立了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没有硬性规定发达国家减排的具体指标，绝大多数都不能实现预期到200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1990年削减20%的目标。

(二)京都议定书

19年12月1日~11日，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又称京都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是第一个为发达国家规定了量化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但没有为发展中国家规定任何减排或限排义务，符合“柏林授权”的精神和规定。

《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在2008年～2012年内要将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减少5.2%，而对发展中国家未规定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就减排途径提出了3种灵活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JI)和排放贸易(ET)。经过长达8年的艰苦努力，目前共有129个国家和区域一体化组织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中国于2002年正式批准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终于在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

(三)巴厘路线图

2007年12月在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中，全球各地的——其中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一致同意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通过了“巴厘路线图”，它的意义在于巩固了《公约》和《议定书》的国际法地位，为下一步的国际气候谈判确定了具体目标和方向。“巴厘路线图”包括《巴厘岛行动》(BAP)，其中列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下新的谈判进程，目标是在2009年以前完成。这一路线图也包括了《京都议定书》下目前的谈判和2009年完成的目标，此部分将重点放在工业化国家进一步量化的减排承诺，以及针对关于技术、适应和减少毁林所引起的排放等关键问题正在进行的工作的谈判。

(四)哥本哈根会议

随着2012年的迫近，后京都谈判面临严峻的挑战。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最主要原因是时间非常紧迫。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最新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一再呼吁，为了避免气候变化造成最坏的影响，国际社会必须立即行动，取行动越晚，付出的成本就会越高。从历史经验看，《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自1995年启动，到19年签署，再到2005年生效，经历了漫长的10年时间。而后京都谈判2005年才正式启动，为了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衔接，避免国际气候制度出现“真空”，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必须要在2013年生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多个场合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致力于在2009年时达成一致，并使之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期满后生效”。2009年作为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已经基本上成为国际共识。然而，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进程困难重重，其谈判的焦点在于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的全球中长期目标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摊，尤其是几大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

各方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基本立场

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分歧，促进气候制度向更公平有效的方向发展，将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围绕这一主题，后京都议定书谈判也必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

备受各方广泛接受的《京都议定书》2012年行将到期，关于2012年后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准则，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为这个准则寻求各种可行的蓝本。当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环境、经济和政治的混合体。其中，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更是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外交的一个缩影。

在应对气候变化后京都时代减排方案的设计上，以欧盟、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出于各自的利益及目的，都做出了各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选择。

(一)欧盟的立场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一直以最积极的态度突出于其他国家和集团，强调自己在保护全球环境领域中的领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其国际表态、宣言和上，还体现在实际行动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没有刻意地减排温室气体，但由于其他经济和政治原因，欧盟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唯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集团。欧盟国家在公约内外，利用各种平台(如8国集团首脑会议、20国能源与环境部长级会议、亚欧会议等)积极推动后京都谈判进程。欧盟各国***于2007年3月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揽子能源，从而带动欧盟经济向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向转型，并以此引领全球进入“后工业革命时代”。欧盟承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如果其他的主要国家取相似行动则将目标提高至30%，到2050年希望减排60%~80%。

(二)日本的立场

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发起和倡导国，日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注重与国家能源战略的协同效应。日本由于国内能源匮乏，因而一直重视能源的多样化，投入巨资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光能、氢能、燃料电池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并积极开展潮汐能、水能、低热能等方面的研究。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表示，日本将充分利用能源和环境的高新技术，引领全球并把日本打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低碳社会”。

在发达国家貌似公平合作的减排方案下，掩盖着巨大的阴谋与野心。他们试图把气候变化问题提升为目前人类面对的最大挑战，在这样的大旗下，要求一切国家共同承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并以此否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发展机制”，代之以新的能源政策或者其他政策作为新机制。另外主张以市场的方式将他们的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而不是无偿或者低价援助发展中国家，也反对无偿的资金援助。其目的不仅是不履行其应尽的国际义务，而且以各种方式压制发展中国家发展。

发达国家所坚持的长期稳定目标、时间框架和以国家为排放单位的计算方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首先，发达国家并未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其次，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迫切现实。如何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政策框架，已成为“后京都时代”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分歧，促进气候制度向更公平有效的方向发展，将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围绕这一主题，后京都议定书谈判也必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

(三)美国的立场

上台后，在气候变化等问题方面较上届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变，对内通过推动相关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对外以积极参与国际谈判，同时拉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承担类似的减排责任。美国注重从国家战略安全高度看待气候变化问题，将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统筹考虑，在国内将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的重要动力之一，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未来经济制高点。但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减排将降低美国的竞争力，虽然目前对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态度积极，但近期不太可能确定激进的国内中长期减排目标，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调整将是渐进的。

主要发达国家气候变化立法进展

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在分析并借鉴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出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从而“以点带面”，最大限度地实现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目标。当前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放缓，主要国家相关战略调整，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进展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提供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基本法律框架和原则，而《京都议定书》具体规定的是温室气体量化减排义务，这些都仅仅是停留在国际法的领域。而在各国国内法领域，都需要在公约的指导下建立自己的法律应对体系，使得公约的执行真正落在实处。

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不仅仅需要依靠国际条约的约束，更需要各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在分析并借鉴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出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从而“以点带面”，最大限度地实现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目标。

当前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放缓，主要国家相关战略调整，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进展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

英国气候政策体系比较完整

英国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制定了相对比较完整的国内气候政策体系。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作为负责气候政策的主要部门，分别于2000年和2006年两次推出“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自2007年起，每年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评估和报告气候变化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效果。

英国还是世界上首个制订法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气候变化法案》于2008年11月26日正式获得议会批准。这项法案的主要条款包括:2020年在1990年排放基础上减排26％；2050年至少减排80％。此外，英国还制定了一系列针对企业的政策措施，旨在减少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

德国气候立法走在前列

作为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重要推手，德国在气候变化战略、立法和政策制定上也走在世界前列。

在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方面，德国于2002年开始着手排放权交易的准备工作，目前已形成了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对所有企业的排放情况进行了登记并发放排放许可，若企业排放超过额定量，就必须通过排放权交易购买排放量，否则就要缴纳高额罚款。

德国还规定新车要标注能源效率信息，并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纳入标注范围。

德国还制定关于碳捕获和封存(CCS)技术的法律框架，一方面向欧盟递交建议书，推动在欧盟层面上制定CCS法律框架；另一方面在国内制定二氧化碳分离、运输和封存的法律框架，以德国环境法规来保障发展CCS技术的措施并建设示范低碳发电站等。

美国新大打气候牌

总体上，美国国会有关气候变化的提案基本取了减排目标和排放贸易体系的思路，在2030年之前的近期目标较为宽松，远期目标分歧较大。

在联邦层面，更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将气候变化作为执政重点之一。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旨在降低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依赖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这是美国首次向国际社会做出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标志着美国迈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步。

但这项法案也包括一些“公平竞争保护条款”，授权对来自未取类似措施国家的产品征收关税，设置贸易壁垒。

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以立法手段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专门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而且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和相关法律法规。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专门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而且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为履行《公约》的一项重要义务，中国于2007年6月4日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在能源利用效率、可再生能源、核能、土地利用和森林保护及技术开发等方面针对气候变化提出了一系列的，其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则是保证以上得以落实的重要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包括《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城乡规划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以及大气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未来可能制定的应对气候变化法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方案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表明了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对公约执行的决心，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以立法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循环经济促进法》是全面规范从输入到废物排放的全过程，将主体从企业扩大到社会；能源作为输入端，通过《可再生能源法》和《节约能源法》来规范，分别从改变原来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两方面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气污染防治法》则是输出端的立法，防治生产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规定了防治大气污染的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为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和保障，也是中国根据国际环境立法趋势而制定的气候变化的重要法律。

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实施效果

这些法律明确了适应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和措施，规范气候变化监测、评估、水保护利用、农牧业建设、生态保护、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建设、气候可行性论证等等，提高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的极端天气气候及其衍生灾害的防范能力。明确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和措施，规范各级和企业事业单位在生态保护和建设、产业布局、节能减排、农牧区能源建设、减少废物排放、循环经济、建筑节能方面的职责和义务。

正确看待气候问题以法律手段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斗争实质是各国的发展空间之争、经济利益之争和未来竞争力之争。中国应通过逐步制定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确保国家合理的发展空间，争取有利的发展条件。

气候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

目前，围绕2012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各方争相旗帜鲜明，求主动，谋主导，利益交织，矛盾交错，斗争尖锐，形势复杂多变，但气候变化基本格局和实质并未发生改变，透过这些复杂的形势变幻，我们不难看出问题实质，即气候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斗争实质是各国的发展空间之争、经济利益之争和未来竞争力之争。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不容混淆

发达国家方面，千方百计逃避自身责任，试图将谈判引向对发展中国家的分化，强调发展中大国减排是其突出的表现。欧盟希望继续推进谈判，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以巩固其在气候谈判中的地位，但不愿在没有美国和发展中大国参与的情况下独立承担减排义务，目标仍是大力推动美国和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参与减排。

日、澳、加等国不愿按照议定书模式继续减排，企图重新制定一项新的全球减排协议。尽管新任的总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较布什积极，但美立场未有根本改变，试图重新界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经济大国”或“排放大国”概念混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在最近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规定向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征收关税，将气候变化问题与贸易挂钩，其核心仍是迫使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取减排行动。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同举并重”等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大幅度减少排放，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气候，实现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确保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事业，也是所有国家各自发展的需要，中国将根据自己的历史责任、发展水平、发展阶段、能力大小和贡献方式，以实际行动为气候变化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中国反对任何将气候变化与经济挂钩等方式来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的行为。

通过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一是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建立。从中长期国家战略来看，无论从环境禀赋和经济社会基础出发，还是基于国家发展理念和全球合作战略，中国未来20年的低碳转型对于迈进中等发达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制度保障。因此，中国需要逐步掌握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主动权，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构建，坚持《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原则和框架，坚持落实巴厘路线图的立场，坚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合作的基础。

二是逐步制定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

结合已有的相关法律，逐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气候变化应对的基本政策和措施很多属于国家法律规范的内容，需要法律规范才能产生实际效应。目前，节能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有关领域的政策措施已经有所规范，加强完善已有的法律法规中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内容，并注重法律的实施情况监督。

加强行政法规和部门法规的制定，保障气候变化相关法律配套实施。在气候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加强配套制度，从法律上保障和强化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促进气候变化应对体系、机制形成，为气候谈判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维护国家发展权益，奠定良好的基础。

积极鼓励地方在气候变化应对体系、机制上进行创新和探索。根据各地区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地方法规政策，充分发挥各级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导作用，为国家层面的研究制订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工作提供实践基础。

巴黎协定规定的温控目标是几度

1、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也是保护的重要内容。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命运与共。

2、《巴黎协定》在签署首日得到175国的支持，表明各国在气候变化治理的国际合作方面达成了普遍的政治共识。

3、灵活务实地创造了全球治理的新范例。哥本哈根大会以来的国际气候谈判屡屡遭遇阻力的原因之一是京都机制所确立的只针对发达国家的“自上而下”的强制减排义务，一方面其减排义务分配的公平性常常受到质疑，另一方面，由于公约缺乏有效的遵约机制，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义务又无法真正得到落实。

《巴黎协定》另辟蹊径，通过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方式实行“自下而上”的减排义务，巧妙地回避了各国减排义务分配上的难题，也最终将剑拔弩张的“硬碰硬”冲突化解为各国自身努力的目标。

4、《巴黎协定》的签署为国际碳市场注入强心剂。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无果以来，《公约》下谈判每每无果而终，由于迟迟不能对2020年后京都时代的气候机制做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制度安排，以排放权交易为核心的国际碳市场信心受挫，不仅各个排放权交易市场不活跃，其他碳金融工具也持观望态度。

扩展资料

2015年12月12日19时26分，气候变化巴黎大会通过《巴黎协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在协定通过后接受记者访时表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同样重要的里程碑。

解振华在协定通过后的大会闭幕全会上发言中说，中方热烈祝贺巴黎协定获得通过，虽然协议并不完美，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内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向前走出历史性一步。

人民网-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签署的意义及中国贡献

人民网-《巴黎协定》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里程碑

碳金融的碳金融

法律分析：《巴黎协定》的主要目标是将21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摄氏度以内。

法律依据：《巴黎协定》 协定指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努力。只有全球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才能降低气候变化给地球带来的生态风险以及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危机。

巴黎气候协定中国做出的承诺

碳金融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一般而言，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等。“碳金融”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准确地说是涉及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碳金融定义：运用金融资本去驱动环境权益的改良，以法律法规作支撑，利用金融手段和方式在市场化的平台上使得相关碳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得以交易或者流通，最终实现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称《框架公约》)。《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

《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据统计，目前已有191个国家批准了《公约》 ，这些国家被称为《公约》缔约方。

《公约》缔约方作出了许多旨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每个缔约方都必须定期提交专项报告，其内容必须包含该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并说明为实施《公约》所执行的及具体措施。

《公约》于1994年3月生效，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

《公约》由序言及26条正文组成。公约有法律约束力，旨在控制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的排放，将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使气候系统免遭破坏的水平上。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有所区别。公约要求发达国家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公约建立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使其能够履行公约义务的资金机制。

《公约》规定每年举行一次缔约方大会。自1995年3月28日首次缔约方大会在柏林举行以来，缔约方每年都召开会议。

第2至第6次缔约方大会分别在日内瓦、京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波恩和海牙举行。19年12月11日，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即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

2000年11月份在海牙召开的第6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坚持要大幅度折扣它的减排指标，因而使会议陷入僵局，大会主办者不得不宣布休会，将会议延期到2001年7月在波恩继续举行。2001年10月，第7次缔约方大会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2002年10月，第8次缔约方大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进行。2003年12月，第9次缔约方大会在意大利米兰举行。这些国家和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60%。2004年12月，第10次缔约方大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2005年11月，第11次缔约方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2006年11月，第12次缔约方大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2007年12月，第13次缔约方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后京都”问题，即《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到期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产生了“巴厘岛路线图”，决定在2009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安排举行谈判。 为了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和六氟化硫（6））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具体说，各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至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别增加10%、8%和1%。

《京都议定书》需要占199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之后，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欧盟及其成员国于2002年5月31日正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截至2005年8月13日，全球已有14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该议定书，其中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批准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总人口的80%。2007年12月，澳大利亚签署《京都议定书》，至此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

截至2004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了3.3%，但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的排放量比1990年上升了15.8%。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刚开始第一任期就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理由是议定书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

2007年3月，欧盟各成员国***一致同意，单方面承诺到202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

2012年之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即所谓“后京都”问题是在内罗毕举行的《京都议定书》第2次缔约方会议上的主要议题。2007年12月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产生了“巴厘岛路线图”，“路线图”为2009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确立了明确议程。

《京都议定书》建立了旨在减排温室气体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以清洁发展机制为例，它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证明的减少排放量”。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允许取以下四种减排方式：

一、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

二、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

三、可以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

四、可以用“集团方式”，即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可视为一个整体，取有的国家削减、有的国家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之下，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协同作用，帮助各个缔约国以灵活的方式完成减排目标。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京都议定书以法规的形式限制了各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从经济角度出发，它更是催生出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主的碳交易市场。由于二氧化碳是最普遍的温室气体，也因为其他五种温室气体根据不同的全球变暖潜能，以二氧化碳来计算其最终的排放量，因此国际上把这一市场简称为“碳市场”。

市场参与者从最初的国家、公共企业向私人企业以及金融机构拓展。在这个目前规模超过600亿美元的碳市场中，交易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边是各种排放（减排）配额通过为主的平台易手，而另一边则是相对复杂的以减排项目为标的的买卖。前者派生出类似期权与期货的金融衍生品，后者也成为了各种基金追逐的对象。而且，这一市场的交易工具在不断创新、规模还在迅速壮大，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不久的将来碳交易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历史

法律分析：中国做出的承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话和合作。两国共同交存参加《巴黎协定》法律文书，展示了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雄心和决心。国际社会应该以落实《巴黎协定》为契机，加倍努力，不断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创新应对气候变化路径，推动《巴黎协定》早日生效和全面落实。我们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按照巴黎大会授权，稳步推进后续谈判，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发达国家要履行承诺，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增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法律依据：《巴黎协定》 第三条 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所有缔约方将保证并通报第四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所界定的有力度的努力，以实现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的目的。所有缔约方的努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同时认识到需要支持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以有效执行本协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英语：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 onClimateChange，UNFCCC或FCCC）是一个国际公约。

1992年5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通过。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有世界各国首脑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期间开放签署。

1994年3月21日，该公约生效。

1995年起，该公约缔约方每年召开缔约方会议（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COP）以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

19年，《京都议定书》达成，使温室气体减排成为发达国家的法律义务。

2007年，按照通过的《巴厘路线图》的规定，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将诞生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2014年12月9日，正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0轮缔约方会议（COP20）的中国代表表示，2016～2020年中国将把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100亿吨以下。

中国承诺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有推算认为最高将达到150亿吨。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预计中国发布数值目标将对今后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