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气候志_农业气候分析报告

1.气候对朝代的兴衰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气候变化会引发农民起义？

2.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农书

3.杜军的个人简介

4.转：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5.“立春”那日观察天气特点、植物特点、农作物种植情况及自己感觉到的气候变化情况，写成日记

6.古代哪些年头夏天气温很高？是否因此发生过天灾或者兵祸？

1、战国前期的粮食亩产 有关战国前期粮食亩产的典型资料，主要有以下几条：（1）《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这言：“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这是指亩产粟1.5石。（2）《管子·轻重甲》说：“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锺。”这是说亩产粟0.2 锺，1锺等于10釜，1釜也就是1石。因此，0.2锺也就是亩产粟2石。（3）《管子·轻重乙》河：“河淤诸侯，亩锺之国也”。这就是说，经过淤灌的肥沃土壤，产量较高，亩产1锺，即亩产10石。五倍于《管子·轻重甲》之数。（4）《史记·河渠书》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西。”漳水溉邺后，亩产多少？《论衡·率性篇》说：“魏之行田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则亩收一锺。”亩产1锺，也是10石。 （5）《史记·河渠书》说：秦开郑国渠，“灌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锺”。也是亩产10石。上述五条材料中的前两条，说的是一般情况，所谓“百亩”，是方百步为亩的周亩。战国时1周亩折合今市亩为0.328市亩。班固所说的“石”，应当是汉大石，1石合0.333市石，折成今量，1市亩产粟1.524市石，1市石粟重135市斤，即当时亩产粟205.8市斤。一家“百亩”，合今市亩32.8 亩，则一家总收获的原粮相当于今市斤6 750斤。五条材料中的后三条，指的都是灌溉或淤灌之田，其产量相当于一般田的五倍，这是特例，不能把它们视为常规产量。但是，它说明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亩产10石的高产田。2、战国后期的粮食亩产战国后期，随着小农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铁犁牛耕的推广、耕作技术的提高和水利事业的发展，粮食亩产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其主要依据是：（1）《孟子·万章下》说：“一夫百亩，百为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礼记·王制》说：“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两者的廉洁一致。吴慧认为，如果按“中食七人”，除了两上劳动力食60石以外，还有210小石可供7人食用。也就是说，一个农户有两个劳动力，种田 100亩，共产粟270小石，平均亩产2.7小石，高于李悝的亩产2.5小石。（2）《管子·揆度》说：“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也就是说，一个农夫生产的粮食，除了自己食用外，还可供应5人、4人或3人食用。吴慧认为，取其中数，按“中农挟四”计算，每人年食粟30石（《管子·禁藏》中有“食民有率，率三十为而足于卒岁”之说），5人年食粟150石，一个劳动力耕田50 亩，亩产粟3石。从亩产2.5石至2.7石再到 3石，显然亩产逐步提高了。（3）《管子·山至数》中有“人家受食十亩”之说，也就是说，每人每年要吃10亩地产的粮食，每人年食粟30石，仍然是亩产3石。（4）《吕氏春秋·上农》中有“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的说法。“一人” 指一家农户的家长，“治之”指家长率领全家经营100亩田，“十人食之”指可供10人食用。100亩田提供300石粮食，才够10人食用，由此可知其亩产仍然是3石。战国后期亩产粟3小石，合今量亩产247市斤。一家100亩，合今市亩32.8市亩，共收粟8 100市斤。吴慧还指出：战国时代是 “菽粟”并提的时代，因此，在计算产量时，还必须注意到战国时代“菽”的比例。据《汜胜之书》说：古时（应指战国时期）“种大豆，率人五亩”，五口之家种大豆25亩，占25%。定大豆亩产为粟亩产的一半，即一石半，折合今市制为亩产123.5斤。与粟加权平均（75%×3小石+25% 小石=2.625小石），折合今市制为亩产216斤。汉代的粮食亩产汉代的粮食亩产，有两类典型材料：一是一般亩产，一是特殊高产。1、一般亩产 汉代有关一般亩产的典型材料，主要有以下几条：（1）荀悦《前汉纪·文帝二年》载有晁错复说上之言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过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三百石。”100亩产粟 300石，亩产粟3石。汉代的小亩比战国时期的周亩略小，合今市亩0.228亩，折合今量就是亩产粟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就更高了。（2）《汉书·食货志》载晁错的话：“今夫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吴慧认为，晁错所说的石乃是大石，并且认为这个石指的是“米”，而不是原粮。荀悦所说的3小石粟，合大石粟为1.8石，折米打六折为1.08大石，也就是为米约一石。有的研究者认为，晁错所说“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乃是“不过三百石”之误。这样也可和荀悦“ 三百石”之说相契合。我们也把此说列在这里，备考。（3）《管子·治国》说：“常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常山”，即“恒山”，系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用的。因此，可视此材料为汉代的亩产资料。吴慧认为，这里所说的“石”指的是汉代的大石，“二石”粟合小石3.333石，比荀悦所说的3 石，又有提高。这里所说的亩产，是“四种而五获” ，即复种的产量。（4）《淮南子·主术训》说：“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四十石。”战国前期一家两个劳动力能耕100亩，一个劳动力平均耕50 亩，合今市亩15亩左右。其中可能包括部分田是用牛犁耕作的，用人力耕作，可能达不到15亩。所以这里说“ 不过十亩”。吴慧认为，这里所说的亩和石，指的是大亩和大石。大亩10亩，中等条件下年产40石，亩产4石。一大石谷合小石谷为2.77石。这是南方稻谷的亩产。（5）仲长统在《昌言·损益》中说：“今通肥硗之率，十稼穑之人，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东汉时期，也是亩产3石粟，同西汉的产量水平相近。这个产量水平是“通肥硗之率”，也就是肥瘠平均计算的结果。上面所列五条材料说明：（1）亩产3石粟，是汉代文献公认的；（2）考虑到复种的因素，亩产 3.33石的产量也是有的；（3）南方耕作粗放，水稻亩产在2.77石，也是合理的。2、特殊高产汉代，除了一般亩产以外，还有水利灌溉田和“代田”，特别是“区田”的特殊高产，现将有关材料述之如下：（1）《史记·河渠书》载河东守潘系之言：“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需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这就是说，灌溉田的平均亩产是4石。吴慧认为，这里所说的亩是小亩，石是大石。折合小石亩产为6.666石，其亩产为一般田亩产3石的一倍以上。（2）《史记·河渠书》中还载有庄熊罴之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可令亩十石。”吴慧认为，这里的亩也是小亩，石是大石，折小石亩产16.6石。（3）《史记·沟洫志》中载贾让之言：“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吴慧认为，从2大石增至10大石，就是所谓“高田五倍”；下田从原来的1大石增至10大石，就是“下田十倍”。（4）《史记·货殖列传》有“带郭千亩亩锺之田”的说法，这是指在城市近郊区的肥沃田，亩产可达10石。吴慧认为，这里所说的亩是小亩，一锺是10小石，是一般田亩产3石的三倍多。（5）去汉未远的稽康在《养生论》中说：“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上好的“良田”亩产10石，是天下公认的高产水平。吴慧认为，小亩产粟10小石，折合今市制亩产937斤，已经接近亩产1 000斤了。（6）《汉书·食货志》中载有武帝末年任赵过为搜粟都尉在西北地区推广“代田法”之事。说代田法“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善者倍之 ”。吴慧认为，这里所说的“亩”是大亩，“斛”指大石。折合小亩小石为1小亩比缦田增加7斗乃至1.4小石，即每小亩产量为3.7～4.4小石。（7）《汜胜之书》载有所谓“区田法”。它是用深耕作区、增肥灌水、合理密植、加强管理等综合高产栽培技术夺取高产的有效措施。该书说“区种，天旱常溉之，一亩常收百斛”，“秋收区别三升粟，亩收百斛”，“如此，即山区种之，大旱浇之，其收至亩百石以上”，“十亩收千石，岁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吴慧认为，这里所说的“石”指的是小石，折合亩产粟（麦）28.92石，折合今市制亩产3 904斤。有人怀疑区田法是否能达到如此高产，这是个有待研究和控制的问题。总之，汉代亩产粟3石，折合今市制亩产281斤，比战国时亩产粟3石，折合今市制亩产247斤，是增产了；汉代粟豆平均亩产2.82石，折合今市制亩产 264斤，比战国时粟菽平均亩产合今市制亩产232斤，也是增产的。 汉代的高产田则一般可到“亩产十石”或说“亩锺之田”。至于区田则有更高的产量。魏晋南北朝的粮食亩产 1、南方水稻的亩产 魏晋时期，南方水稻耕作尚较粗放，亩产水平不高。其主要依据是：（1）《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记载钟离牧少时（在东汉末三国初）躬耕“种稻二十余亩”，“臼所取稻得六十斛米”。平均亩产米不到3石（斛）。稻的出米率大约为46.7%，折合稻每亩6.4石。吴慧认为，这里所说的“亩”是240步的大亩，因此，折合小亩亩产只有2.68石。（2）《晋书·食货志》记载，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吴慧同意贺昌群在《升斗辨》中所说的“三升”乃“三斗” 之误，也就是说，按十分取一计算，也就是亩产3石。折合小亩每亩产米1.361石，再按46.7%折合成稻为2.91石。比《淮南子》中所说的2.77 石，增产4.9%。魏晋也有特殊高产记录。如傅玄就说魏初屯田“白田（旱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杜预说兖豫“填淤之田，亩收数锺”。这些都是良田、水利田，而且亩是大亩。合小亩还是亩产几斛和十几斛，平均还是十斛，与稽康所说的“一亩十斛，谓之良田，天下之通称”相合。《华阳国志》说：“绵与雒谷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十五斛”。这里西蜀的高产田。东晋以后南朝各代，好的水田也是亩产10石。《梁书·夏侯夔传》中有“溉田千余顷，收谷百万余斛”的记载，也相当汉代的“亩锺之田”。2、北方旱地的亩产 北方旱地亩产资料，主要有以下几条： （1）《魏书·李彪传》中载有李彪的建议：“ 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屯田的租率是十分之五，一夫的屯田产量应是120斛。一夫耕种屯田合北魏亩为50亩，合汉石 2.926石。还是维持亩产3石的水平。（2）《魏书·食货志》记载，北魏实行均田制，“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一夫一妇出租粟二石”。吴慧折合亩产为2.92石，也维持着亩产3石的水平。因此，吴慧同意“北魏、北齐、北周平均亩产量相当”之说。唐代的粮食亩产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与汉代并称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粮食亩产比汉代有较在幅度的增长。反映唐代粮食亩产的材料，主要有以下几条：（1 ）《通鉴》说：“元和中，振武垦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十余万斛。”亩产约1石。（2）《新唐书·食货志》载：“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垦田三千八百五十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由此材料计算，屯田者共耕田1 950顷，合亩产为1.025石。（3）《新唐书·崔弘礼传》说，崔弘礼“迁河阳节度使，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岁收八万斛”，“于秦渠下辟荒田二百顷，岁收粟二万斛”。平均亩产也是1 石。吴慧说，唐1石相当于汉3石。唐亩产1石折合汉古3.818石。（4）《新唐书·食货志》说：“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地主收租率十分之五，租1石，亩产当为2石。这是京畿良田。（5）李翱《平赋书》说：“一亩之田，以强半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吴慧说，唐量亩产1石合汉量3.81石，再考虑到种豆等因素，与汉一样，打九四折，折合汉量为亩产3.75石，折合今市制为亩产334 斤。吴慧认为，唐代的亩产比汉代增长了1/4还多。宋代的粮食亩产宋代已进入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有新发展，加上新耕具的推广、优良品种的用、肥料的增施等，粮食亩产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宋1亩合今市制0.9市亩，合汉时的小亩3.125亩。这是在计算宋代粮食亩产时必须注意的。1、南方水稻的亩产（1）宋仁宗时，范仲淹在奏议《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臣知苏州，田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 （2）朱熹在《奏救荒事宜状》中说：淳熙时浙东路绍兴府六县“每亩出米二石”。（3）方回《续古今考》说：“余在秀……望吴侬之野……皆佃户。……如亩产二石或三石。姑以二石为中。”这“二石”或“三石”也是指米。2石米，是4石稻谷，3石米，是6石稻谷。亩产4石稻谷合汉量为亩产谷4.288石，折合今市制亩产381斤；比汉时为增2.777石，合今市制亩产250.1斤，增长了54.4%；比唐代的3.81石，增长了12.5%。2、北方旱地的粮食亩产（1）北宋的粮食亩产：北宋初，陈尧叟说：“汉魏晋唐，于陈许邓颖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建议“大开屯田”，“亩收约三斛，七州之间，可得三百万斛”（《宋史·食货志》）。神宗熙宁时王韶说：“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纪，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治千顷岁可得三十万斛 ”。（《宋史·食货志》）也是亩产3斛，即亩产3石。吴慧认为这3斛之数是谷而非米，折合汉量为增3.215石。（2）金代的粮食亩产：章宗泰和元年，更定瞻学养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兴定三年（1219）正月侯挚说：“河南军民田，见耕者九十六万余顷，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金史·食货志》）麦粟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还是亩产2石。总之，宋金时期，北方粮食亩产比以前有所下降。原因有三：其一是战争的破坏。唐末五代的战争、宋辽西夏的战争、金与辽宋的战争，使北方的农业遭到严重破坏。其二是气候的变化。11世纪时，北方气候异常干冷，导致北方亩产下降。其三是土地的荒瘠。中唐以后北方生态环境遭破坏，造成北方粮食亩产下降。吴慧认为，宋代南北方粮食平均亩产3.3石，合今市制亩产309斤，比唐代降低7.5%，比汉代增产17%以上。元代的粮食亩产 1、北方旱地的亩产反映元代北方旱地粮食亩产的材料，主要有：元人姚隧《牧庵集·储宫赐龙兴寺永业田记》中的记载：“今有田一亩，率以夏秋入止一石”。这是说，每亩田夏收麦一石，秋收粟一石，故曰“夏秋入止一石。”亩产按一熟计为一石，两熟合计为两石。元石大于宋金，一元石合宋金石1.429石，合宋量亩产2.585石，合汉量（小亩/小石）为3.036石。考虑到种豆等因素，打九四折，合汉石2.85石。这就是说，元代北方旱地的粮食亩产，已经恢复到汉代的水平。这是唐末以后北方粮食亩产颓势之后的复苏，也是元代后期重视农业和北方气候又转暖的结果。2、南方水田的亩产 据《黄金华先生文集》卷十“义田”条中说：“为田一亩，岁可得米二石”。这“二石”是宋制——南斗，亩产与宋相当。又据《两浙金石志》记载，湖州报恩寺兴孝禅师碑说：“其田每亩租米一石。”按对半租率，亩产仍然是2石米。亩产2石米，折合稻谷4石，合汉量仍是4.288石，合元量则是2.825石，打九四折，合汉石4.03石。南北平均，粗略计之，仍按南宋与金时的权数加权，折合亩产3.61石。这个数字比唐代的3.75石略低。元代亩产折合今市制为亩产2.5石或338斤。明代的粮食亩产明代的耕作水平又有提高，生产经验更为丰富，粮食亩产比宋元有所提高。1、北方的粮食亩产据《河间志》卷三记载：“一夫耕田三五十亩，亩收麦一石以上。”夏麦秋粟合起来还是2石。亩产2石汉量（小亩/小石）3.2石，比元代的3.036石增产 5.4%，合今市制亩产300斤。2、南方的粮食亩产明代南方稻麦两熟田的稻谷亩产，据顾炎武《日知录》中引洪熙已年周干说：“如吴江昆山等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租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什伍之租，亩收应是2石。亩产稻谷2石，折合今市制为亩产288斤。稻麦两熟田，麦的产量据明末清初桐乡的经营地主张履祥在《补农书》中所说：“田极熟，米三石，春花一石半，然间有之。大允共三石为常耳。”张氏所说上熟之田，是稻谷“3石”，“春花一石半”。那么，常田的稻谷产量就应当是亩产2石，春花亩产1石，合起来是亩产3石。亩产稻谷4石，折合今市制亩产577斤。 吴慧认为，明代南方一季晚稻的亩产是2.72石，稻麦或稻豆复种是稻2石、麦（豆）1石。清代的粮食亩产 1、清代前期的粮食亩产 （1）南方水稻平均亩产清四川《彭县县志》说：“亩产米一石二斗为上，一石为中，八九斗为下。”即中等水平田亩产稻谷2石。骆秉章说：“湖南有田百亩，可收租谷百石。”按对半租，亩产稻谷也是2石。陈瑚说：“百亩之产，入租百石，千亩之产，入租千石。”也是指亩产稻谷2石。总的看，清代前期南方各地稻谷平均亩产2石。当然，这里所说的大都是稻麦两熟田的稻谷产量。单季晚稻的亩产应高于复种田。顾炎武《日知录》中所说的吴中秋禾1亩之收也不过3石。方苞说：“金陵上田十亩，一夫率家众力耕，丰产获稻不过三十余石。” 这个稻也当是一季晚稻，平均亩产也是3石多一点。总之，复种稻平均亩产2石，一季晚稻平均亩产3石。清代之石稍大，折合今市制亩产292斤（复种稻），一季晚稻折合今市制亩产3斤（2.72石）或 438斤（3石）。 （2）北方旱地的粮食亩产清安徽《凤台县志》说：“亩所收者，当其穰时，黍麦可二石。”清康熙《江阴县志》说：“麦、菽、黍、稷亩二石。”清乾隆盛黼辰在《江淮均丁说》一文中说：江淮以北“农夫一亩之所获，通丰耗而权之，富民之人，恒不下一石”，给富民交租1石，对半租，还是亩产2石。北方麦、粟、豆等亩产2石，折合今市制约为亩产303 斤。2、清代后期的粮食亩产清代后期的粮食亩产，由于推广双季稻以及玉米、甘薯等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有了一定的提高。据吴慧研究，清代由于推广双季稻、玉米和甘薯，平均亩产比明代增产16.8斤。再加上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的产量（平均亩壮志凌云加4.2斤），清代的平均亩产比明代（亩产346斤）共增加21斤，为367斤。

气候对朝代的兴衰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气候变化会引发农民起义？

唐朝前期，社会的长期安定，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朝廷劝农、兴农政策的鼓励，使得农业得到显著的发展，到盛唐时期，农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史书描述当时的状况“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杜甫也对当时情况描写到“忆昔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出现这样壮观的景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有：

1、自然条件与农业基础

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虽然气候和土壤各不相同，但适合种植的农作物相应较多：北方的粟麦，南方的水稻，还有各种经济作物皆可种植。且唐朝时期处于第三个温暖期，平均温度高出现在温度1-2度，降水为历史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唐朝时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础。

其次，农业基础良好。唐朝是在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隋朝在隋炀帝的挥霍下已破败不堪，但是隋朝时期的农业发展是非常可观的，隋朝时期的粮食储备量非常大，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11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还未用完。这些为唐朝时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唐的农业政策

⑴、贞观至天宝年间，从唐太宗到唐玄宗时期推行了一系列重视的农业的政策，这些政策都使得农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①、静民务农

唐玄宗即位后实行偃武修文、静民务农、恢复与发展经济，是他实行以文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对大臣们说：“我新即位，为国者要在安静”，国家未安，百姓未抚，且当静心以抚之”。所谓“静以抚之”是减轻人们的兵役、徭役负担，使人们得以休养生息。唐玄宗抚民以静的治国方针，其核心内容是在“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的理论指导下，把存百姓，使农夫得以务农，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视为安定和治理国家的基础，唐玄宗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尔。若兵革吕动，土木不息，而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又说：“夫安人宁国，唯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静民务农政策为农业生产赢得了时间。

②、体恤百姓

在唐初人口流失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唐玄宗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所欲既多，所损益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离叛益兴”唐太宗在位期间，有关民为邦本，体恤百姓以安天下的言论，史书记载颇多，如”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既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努，闻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劳弊之事，不可施与百姓”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不可畏惧。”

③、劝课农桑

唐玄宗祀于太庙，癸亥日，耕藉田于东郊，这一天，唐玄宗带领有关官员，按照天子行藉田之礼的仪式“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旧唐书·礼仪志四》，唐太宗行藉田之礼，表明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唐玄宗经常派使臣到各地巡行视察，劝课农桑，向使臣讲述劝农的意义，他还要求劝农的使臣到达各州县时“遣官人就田垄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罗振玉校录：《贞观政要》佚篇）唐太宗还用法律的手段来保障不违农时原则的落实。《唐律疏议·擅兴律》条文说：“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疏议》解释说“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徭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非时兴造”即指在农忙季节大兴土木或征发徭役。《擅兴律》以法律手段来保障不违农时原则的落实并规定，如有地方官员敢于在春夏秋农忙季节擅自征发徭役十庸以上者，按贪赃罪依法论处。这种对在农忙季节擅自征发徭役，强夺民时的官员依法论处，在中国封建时代是前所未有的，它体现了唐太宗对劝课农桑与不违农时的重视。

④、轻徭薄赋

与唐初行使的均田制相对应的是租庸调的赋役制度，这一制度定于武德二年，修订与武德七年。唐玄宗对租庸调复议制度没有进行重大改革，但他在即位后确立了“轻徭薄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并发展农业生产，据史书记载武德九年八月，即唐玄宗即位之时，诏令“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二年租调，自余给复一年”[9]。轻徭薄赋的政策使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社会环境。

⑵、兴修水利

李唐建国之初，北方中原地区经过连年战乱，生产破坏，人口凋零，“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10]在这样一个落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要使其巩固，首先必须恢复农业发展，而兴修水利，灌溉沟渠又是恢复与发展农业的必要条件。唐中央设有水部郎中之职，管理全国灌溉及航运事物。又有水监和督水使者，管理河渠的修理和具体灌溉事宜。唐朝的《水部式》就是关于合区灌溉、舟楫、桥梁以及水运等事务的法令。

唐朝建国以来，兴修了很多大型水利工程，在河南道蔡州新息县增修了隋朝的玉梁渠，灌田面积扩大到30多万亩，河北蓟州三河县，有渠河与孤山陂，灌田30万亩。山南道李皋主持修复江陵县的古堤，扩展良田50万亩，唐初各道均有修建水利工程，其中关内道11处，河南道20处，河东道16处，河北道54处，陇右道1处，山南道5处，淮南道4处，江南道22处，剑南道27处，岭南道3处，总计163处。

3、奖励垦荒

唐继隋末大乱之后，人口死散很多，土地大量荒芜，社会经济凋弊。唐朝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保证赋税收入和徭役调发，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武德七年（624年）四月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

⑴、均田制的推行

均田制虽然在隋朝时期开始实行，但在唐初才完善。均田令规定：继续实行均田制，庶民依据户籍授田。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授田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要还官。老男、残废、重病者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为户主，加授永业田二十亩。和尚、道士授口分田三十亩，尼姑、女冠（女道士）授口分田二十亩。工商业者的永业田、口分田减半授给；若在狭乡（人多地少地区）则不授。狭乡农民亦减半授田。均田制的推行使土地买卖受到严格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小农经济的作用。所以均田制的实行对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农书

你的气候变化真的能引起朝代更替吗？校易搜为您提供了详细的相关内容。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气候变化直接影响中国的农牧业生产。中国过去2000年的气候变化与朝代的兴衰有很强的相关性。一般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人口增长疆域扩大的朝代，都会与气候温暖期重合。

而诸侯国的割据乱年，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大多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寒冷期或寒冷期。在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外族入侵是游牧民族的入侵。在寒冷干旱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会面临水草枯竭和生态恶化的威胁，所以他们会扩展到农耕地区。而且中原王朝在游牧之前建立的越早，被游牧民族征服的可能性就越高。

每个朝代开始的时候，因为长期战乱，人口大量减少，土地相对丰富，粮食供应充足，所以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社会稳定和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逐渐减少，粮食危机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朝代的衰落随之而来。

战争和饥荒过后，人口危机消失，新王朝可以经历下一个周期。在中国古代，由于缺乏工商业活力和科技突破，农业社会常常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当线性增长的生活资料不能满足指数增长的人口时，就会出现贫困和战争，从而形成“王朝周期律”。

气候对汉代的影响

秦汉时期是有记载的历史上第一个温暖时期，当时黄河流域可以种植水稻、竹林等亚热带植物。据《史记》年记载，“齐鲁桑麻千亩，渭川竹千亩”。今天只有南方才有的桑麻和竹子，在山东和陕西渭河流域都能种植，说明当时的气候比今天要温暖。秦朝时期，今天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地区能够种植农作物，这也是秦朝如此强大的原因。

汉代温暖期持续，经过“文化山水之治”，社会稳定，边疆多年无战事。汉武帝凭借多年积累的物质保障，主动将匈奴驱逐到西亚东欧。

东汉光武帝时期，匈奴遭遇罕见的蝗灾，匈奴分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南匈奴坚持不下去了，向东汉求援。之后光武帝补贴南匈奴粮食2.5万，牛羊近4万只。

从公元元年开始，整个地球迎来了小冰期的寒冷期，这是大时期中的一个小时期。随着南匈奴的回归及其南迁，东汉名将窦宪两次进攻匈奴，在今天的阿尔泰山打败了匈奴的主力。接着，他征服了30多万北方匈奴人，大汉彻底打败了匈奴。

但从西汉称帝四年开始，气候进入寒冷期，出现了“四月雪，秋桃花，梅花”。而且中国历史进入了汉末魏晋南北朝的乱世，长达300多年。

根据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的研究，在这段从北到南的寒冷时期，从4世纪到5世纪，平均气温比现在低3摄氏度。如果平均气温下降1摄氏度，我国降雨带将南移200-300公里，降雨量也将减少100毫米。当时在山西、河北向南移动了500多公里。

随着降雨南移，意味着农耕区南移，可耕地面积

当然，大量汉人的南迁也是吴栋和韩曙繁荣的主要原因。乌桓骑兵等少数民族武装也是曹魏家族能够平定天下的重要军事力量。

唐朝的兴衰

公元600年，隋唐时期，中国气候结束了近600年的寒冷期，进入温暖期。唐朝天宝年间，长安甚至长出了橘树和竹林。良好的气候条件延长了农作物的种植时间，提高了复种指数，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产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从公元8世纪开始，北方气候转冷，冬季风使东亚气候干燥少雨。据《新唐书五行志》年的记载，在随后的290年间，发生了75次大旱，40多次饥荒，几乎是两年一旱，三年一旱。

贞观元年，唐太宗曾下令饥民到他州免费领粮。在高宗时期，34年中有12次干旱，甚至在东都洛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长时间不下雨给水运，尤其是长安的粮食供应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唐朝时期，大量人口南迁，促进了江南的经济发展。长安是政治中心，扬州是经济中心。

扬州是江南水运的集散地。物资从扬州经运河、汴水、黄河、渭河运到长安。唐代冬季风偏强，夏季风偏弱，导致黄河和长江流域同时或交互干旱。

明朝元年十二月，黄巢入长安，称帝建国，唐朝绵延不绝。连年干旱造成财政紧张，引发了中央和缓冲城镇对税收的争夺。缓冲镇往往截留地方上缴中央的税收，养兵自重，造成“内轻外重”的局面，中央集权被大大削弱。据史书记载，中原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时，边陲少数民族酋长趁乱而入，抢劫，大肆掠夺。

清代气候的影响

清朝时，气温比今天低1至2摄氏度。在农业不发达的清代，低温引发的自然灾害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于清朝引进了红薯和玉米，大部分时间人口都比前朝多，在19世纪中叶甚至达到了4.4亿的最高水平。

清初人口增长缓慢，进入康乾时期，人口增长迅速。整个成长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爆发。太平天国和其他列强侵略战争后，人口减少了1/5，直到清末“同治中兴”时期，人口才恢复到最高峰。

与前朝相比，清代人口增值率明显上升。在清代农业技术没有重大创新的情况下，人口膨胀导致了马尔萨斯危机。19世纪以来，清朝气候变冷，农民起义频繁。当然，饥荒是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气候变化会导致朝代更替？

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寒冷干旱的气候不利于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不利于游牧民族的发展。如果气温下降2摄氏度，饲草生长周期将缩短40天，导致草地产草量明显下降。在生活的压力下，游牧民族必须南下。

而中原的汉人则因粮食产量下降，导致国力下降。再加上农民起义不断，引发的内耗也榨干了国库。因此，他们无力抵抗游牧民族的进攻，不得不向南撤退，所以游牧民族入侵了

同时，汉族地区的经济中心也会受到气候的影响。寒季来了，农业的重心会南移，而南方的少数民族相对较弱。原来的人迁移到南方，冲突就少了，甚至会把更先进的种植技术和先进的文化带到南方。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永嘉杜南，不仅建立了汉，甚至主导了文化方向。

南宋时期，大量汉人迁入长江流域，创造了江南富庶的天地，南方经济逐渐超过北方。从表面上看，经济中心的南移是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入侵，政治中心南移的结果。本质上，气候变冷是潜在的驱动力。

中国的战争数量高峰通常发生在寒冷期，即天气寒冷时，战争数量较多。从唐末到清末三战高峰，元末朱元璋为首的农民起义，明末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和满清入侵，清末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都发生在气候寒冷时期。

气候寒冷影响农牧业生产，导致生产生活物资短缺，往往引发战争，这是人们在生存的必要性下做出的必然选择。寒冷的气候往往伴随着干旱，导致农业生产水平下降，土地产量减少，农民无力纳税，产生社会矛盾。当矛盾彻底激化，农民揭竿而起，游牧民乘虚而入，大规模战争爆发。

杜军的个人简介

《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

1、《氾胜之书》

是西汉晚期的一部重要农学著作，一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农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作“《氾胜之》十八篇”，《氾胜之书》是后世的通称。中国劳动人民积累了数千年的耕作经验，留下了丰富的农学著作。先秦诸书中多含有农学篇章，氾胜之书总结了当时黄河流域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经验，记述了耕作原则和作物栽培技术，对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而闻名于世。

2、《齐民要术》

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公元533年-544年），是北朝北魏时期，南朝宋至梁时期，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

全书10卷92篇，系统地总结了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以及治荒的方法，详细介绍了季节、气候、和不同土壤与不同农作物的关系，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

3、《农书》

中国元代综合性农书。作者王祯。37集本成书于元仁宗皇庆二年，明代初期被编入《永乐大典》。明清以后，有很多刊本。1981年出版了经过整理、校注的王毓瑚校本。全书约13万余字。

4、《农政全书》

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农政全书》不同于其他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

由于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积累了数千年的耕作经验，留下了丰富的农学著作。先秦诸书中多含有农学篇章，其他的大型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祯的《农书》，虽然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

扩展资料

农业是中华古文明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历朝历代，上至官府，下至平民，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先后出现了很多种类的农业书籍。据《中国农学书录》记载，中国古代农书共有500多种，流传至今的有300多种。?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积累了数千年的耕作经验，留下了丰富的中国农学著作。先秦诸书中多含有农学篇章，四大农书基本反映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农耕社会的发展状况。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四大农书

转：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1992～2012年在《大气科学》、《地理学报》、《应用气象学报》、《生态学杂志》、《气象学报》等国家核心一、二级期刊上发表52篇，其中独著或第一作者42篇；出版了《西藏农业气候区划》、《西藏气象灾害区划研究》、《西藏地区旱涝气候预报研究》和《西藏自治区太阳能区划》等8部论著。

学术简介研究方向

1．气候与气候变化

2．气象灾害与防灾减灾

3．农业评价与规划

在研项目

1．西藏2005年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国家发改委，项目负责人。

2．青藏高原（西藏）气候变化监测系统建设，国家发改委，第一主研人。

3．西藏红景天气象保障关键技术，科技部公益性行业（气象）项目，项目负责人。

4．西南区域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报告（西藏），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专项，项目负责人。

完成项目

1．西藏怒江流域气候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演变特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负责人，2011年12月完成。

2．西藏农牧业气候区划与开发利用，国家发改委，第一主研人，2010年12月完成。

3．西藏自治区应对气候变化方案，国家发改委，第一主研人，2009年12月

4．西南地区气候变化基本事实及极端气候（西藏），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专项，项目负责人，2010年12月完成。

5．蝗虫气象监测预测服务系统在西藏的推广应用，中国气象局气象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项目，项目负责人，2011年12月完成。

6．气候变化对西藏极端天气气候的影响，西藏科技厅，第三主研人，2011年10月完成。

7．西藏农业气候区划，西藏自治区科技厅重点项目，项目负责人，2007年完成。

8.西藏气象灾害区划研究，西藏自治区科技厅重点项目，第二主研人，2009年完成。

学术专著

1．西藏农业气候区划，气象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作者。

2．西藏气象灾害区划研究，气象出版社，2008年4月，第2作者。

3．西藏自治区县级气候区划，气象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作者。

4．西藏自治区气象灾害气候图集，气象出版社，2011年12月，第2作者。

5．西藏自治区太阳能区划，气象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作者。

发表论文

1．西藏羊卓雍湖流域气候干湿状况分析，《生态学杂志》, 2008年8月，核心期刊，第1作者。

2．西藏羊卓雍湖地区近45年气温和降水的变化趋势，《地理学报》,2008年11月,核心期刊，第1作者。

3．西藏近35年地表湿润指数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气象学报》,2009年第1期, 核心期刊，第1作者。

4．藏北牧区地表湿润状况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生态学报》,2009年5月,核心期刊，第1作者。

5．近40年西藏怒江河谷盆地的气候特征及变化趋势，《地理学报》,2009年5月,核心期刊，第1作者。

6．11-2006年珠穆朗玛峰地区蒸发皿蒸发量及其影响因素，《冰川冻土》,2009年8月,核心期刊，第1作者。

7．11-2005年西藏主要农区农田蒸散量变化及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冰川冻土》,2009年10月,核心期刊，第1作者。

8．Variations of Surface Wettability Index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 During 11-2005，《Acta Meteorologica Sinica》,2010年第2期,核心期刊（SCIE），第1作者。

9．近50年西藏高原冷暖冬的气候变化特征,《地理学报》,2011年7月,核心期刊，第1作者。

10．1961-2010年西藏季节性冻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冰川冻土》, 2012年6月,核心期刊，第1作者。

获奖情况

1．《西藏主要农区夏季旱涝规律及预报》项目/2003年获西藏科技进步2等奖。

2．2009年荣获首届邹竞蒙气象人才奖

3．2010年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4．2010年被中国气象局授予“西部优秀气象人才”称号

“立春”那日观察天气特点、植物特点、农作物种植情况及自己感觉到的气候变化情况，写成日记

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不仅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同时由于两种差异性的交互运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温度变迁,有过多次反复,由寒转暖,又由暖转寒；湿润状况的变迁,由湿润而逐渐干燥,旱情增加.从第四纪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1万年前后开始,地球从第四纪冰期中的最近一次亚冰期,进入到现代的亚间冰期,人们也称之为冰后期.这一段时间大体上相当于人类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关于这时期的气候,挪威的冰川学家曾做出近10000年来的雪线升降图,说明雪线升降幅度并不小,表明冰后期以来,气候有明显的变化.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记载,竺可桢将这些记载加以整理分析,发现我国5000多年来的气候有4次温暖期和4次寒冷期交替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安阳殷墟时代,是第一个温暖期,这个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最冷月温度约比现在高3℃-5℃.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周代初期）,有一个短暂的寒冷期,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秦汉时代,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温暖时期.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即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进入第二个寒冷时期.从公元600年到1000年,即隋唐时代,是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1000到1200年,即南宋时代是第三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l℃左右.从公元1200到1300年,即宋末元初,是第四个温暖期,但是这次不如隋唐时那样温暖,表现在大象生存的北限,逐渐由淮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以南,如浙江、广东、云南等地.在公元1300年以后,即明、清时代以来,是第四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1-2℃.近5000年来,虽然是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但是总的趋势是由温暖向寒冷变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冷.在第二次寒期,只有淮河在公元225年有封冻.而在第四个寒冷期的1670年,长江几乎都封冻了.有趣的事情是：挪威冰川学家用雪线高度表示气温升降,竺可帧用的是历史文献记载资料,结果却十分一致,说明冰后期以来的气候变化具有全球的普遍性,绝对不是一种巧合.13年,竺可桢提出了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周期性波动变化的基本状况.他认为近2000a中,汉代是温暖时期,三国开始后不久,气候变冷,并一直推迟到唐代开始.唐末以后,气候再次变冷,至15世纪渐入小冰期,呈两峰三谷结构,直至20世纪初气候回暖,小冰期结束.汉代、唐代是年均温高于现代约2℃左右的温暖时期.该研究成果已为气候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广泛用.但近些年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改进,许多学者对竺可桢的工作作了补充.其中朱士光等认为2000～300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①西周冷干气候(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中期);②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气候(公元前8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世纪);③西汉后期至北朝凉干气候(公元前1世纪中期至6世纪);④隋和唐前、中期暖湿气候(7～8世纪);⑤唐后期至北宋时期凉干气候(9～11世纪);⑥金前期湿干气候(12世纪);⑦金后期和元代凉干气候(13和14世纪前半叶);⑧明清时期冷干气候(14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后来许多地理学家对我国的气候变化作了进一步修改,但总得趋势大致如此.历史时期的气候不仅在气温上有周期性波动,引起冷暖的变化,而且在湿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变化.总得说来,暖期与湿期、冷期与干期是相互对应的,但每个冷暖期内部又有干湿波动,不可一概而论.朱士光等研究认为,气温的变化要快于降水量的变化,而降水量的变化幅度又大于气温变化的幅度.在历史时期,气候冷暖波动与干湿波动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不完全同步.人类影响气候,气候也影响人类.短时间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的异常气候现象,如干旱、洪涝、冻害、冰雹、沙暴等等,往往会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足以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比如,1943-1954年孟加拉地区的暴雨灾害,引起了20世纪最大的饥荒,饿死人口达300-400万；1968年-13年非洲干旱是非洲人民的一次大灾难,使得乍得、尼日尔、埃塞俄比亚的牲口损失70-90%,仅在埃塞俄比亚的沃洛省就饿死20万人.当然,这种打击往往是短暂的、局部的,虽然不至于影响生态系统,但是对人类造成的灾害却十分大.长期的气候变化,即使变化比较缓慢,也会使生态系统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使生产布局和生产方式完全改观,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例如,在公元前3000-1000年的温暖时期,竹类在黄河流域直到东部沿海都有广泛分布；安阳殷墟发现有水牛和野猪等热带亚热带动物；甲骨文记载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殷墟的化石象是土产的,河南原称豫州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的标志.商、周时代,梅子是北方人民重要的日常食品.《诗经》说：“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可见当时梅子是和盐一样重要的食品,是做菜不可缺少的佐料.《诗经》说：“终南何月,有条有梅”.终南山在西安之南,宋代以来就无梅了.陕西、山西等地入民只好用醋代替梅.秦汉时期气候也比较温暖,《史记》记载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是“桔之在江陵,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陈夏”.可知当时亚热带植物的地界比现在更加偏北.由于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地理分布,必然会影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布局.例如,在先秦到西汉以前,我国丝织业布局是北丝南麻,丝织业绝大部分在黄河中、下游和冀中平原,当时最大的丝纺业中心在河北定县,其他较小的中心也都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长江流域及南方各地则主要生产麻织物；西汉时期,蜀中仅以产麻布著名.虽然在东汉到魏晋以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下降剧烈,南方各地社会生活则相对安定,丝织业有所发展,可是北丝南麻的布局一直维持到隋唐时代.从气候变迁情况看,至隋唐时代,虽然气候也有变化,但是平均气温仍暖于现代,可见丝绸之路出现在北方是有原因的.北丝南麻布局的改变发生在宋代.由于气候变冷,气温已低于现代,北方不利于桑蚕生产生殖,再加上唐末五代时北方战乱,南方经济上升,丝织业规模逐渐超过北方.北宋时镇江、三台已形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南宋时,南京、常州、镇江、苏州都拥有巨大的丝织业生产能力.丝织业重心南移,正好相当于我国气候由温暖到寒冷的时期,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气候变迁对农业耕作也有影响,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和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都说,他们那个时候,齐、鲁（河北、山东一带）农业种植可以一年两熟.在这些地方直到解放初期,还只习惯于两年三熟.唐朝的生长季也比现在长,《蛮书》（约成书于862年）说,曲靖以南,滇池以西,一年收获两季作物,9月收稻,4月小麦或大麦.而现代由于生长季缩短,不得不种豌豆和蚕豆,以代替小麦和大麦.这种历史经验仍有现实意义.例如,如果气候变暖,就可以考虑双季稻向高纬度、向高海拔扩展；若气候变冷,就得取措施,缩短水稻的生长时间.一、时间差异性气候包括气温和干湿状况两大基本要素,研究历史气候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表现在五千年来温度变化上,可以明显地总结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1．第一个温暖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人种水稻是阴历二月下种,比现在早一个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层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里生长着大量的阔叶林,代表着相当温和的气候.2．第一个寒冷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汉水冻结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3．第二个温暖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东周到秦汉温暖期.《春秋》中有鲁国“春正月无冰”、“春二月无冰”、“春无冰”等多次记载.《荀子·富国篇》和《孟子·告子上》载齐鲁地区农业种植一年两熟.4．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600年,即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这个寒冷期以公元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资治通鉴》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及几千人的大部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5．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时期,其间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长安无雪无冰,当时气候温暖可见.6．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两宋时期,此间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以通车,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两度全部冻死.7．第四个温暖期从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温暖期.1225年,道士丘处机在北京长春宫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说明当时北京气候比现在温暖.8．第四个寒冷期从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严寒期.此间,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橘尽冻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从当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变成“冰陆”,车马通行.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交替变迁,其时间上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二、空间差异性影响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是太阳辐射、下垫面、大气环流及人类活动影响四大因子,这几个因子相互作用决定着气候的变迁,加上我国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广阔面积、复杂地形及支配气候的环流因素,决定了我国气候变迁的又一个特性——空间差异性的产生.地球上气候波动首先和太阳辐射的强弱有关,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寒、温、热三带的分别,都是因为太阳辐射强弱不同的缘故.我国领土北起黑龙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个纬度.从南到北,包括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等六个热量带,其中又以温带、暖温带、亚热带面积最广,这是决定我们气候类型多样性和气候变迁的空间差异性的基本因素.从海陆位置看,我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间,由于地表热量状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温压场,从而产生明显的季风环流,对我国的气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世界同纬度相比,我国黄河流域相当于地中海一带,长江以南的纬度相当于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区.若按行星风系规律,我国江南则属于一片沙漠,但因亚热带季风气候作用,却使我国东部和南部成为温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亚热带自然最丰富的地区.从我国呈东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来看,它们作为南北冷暖气流的屏障,又构成了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岭山脉作用最明显.秦岭以北为暖温带,以南为亚热带,所谓“十月先开岭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诗句,正说明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湿润气候,又被喜马拉雅山切断了来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国西北内陆变成为沙漠性的干燥气候.加上西伯利亚冷气流由蒙古高原爆发性地南侵,形成强大的寒潮影响了冬半年北部大半个中国,又加大了西、北、东、南气候变化的空间差异性.在中国,气候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依次渐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现,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气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气候的自然分异.这种气候变迁的空间差性与时间差异错运行,对每一个时期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时、空差异的影响首先是政治上的影响.气候的时空差异性所造成的东南与西北中国的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划一斜线,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57．1％的土地和占总人数5．6％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42％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94％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业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②〕其中,随气候的变迁,东南部经济文化日渐超过北部,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大.在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处机北过张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岭时吟诗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辽史·营卫志》亦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农、牧分区和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峙,两种经济、两个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当寒冷期代替温暖期之时,总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的地区迁徒,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满族入关,是农牧民族军事冲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和关系始终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农牧民族的对峙,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政治方面.随着几次最大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几个典型的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面.与“五胡乱华”相伴随的是第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十六国及北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对峙；与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随的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辽、金与两宋的对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与北元蒙古的对峙；继而是明末南明与清对峙.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农业民族要抵抗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凭藉专制集权的中央,以组织分散的农民去修筑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安居乐业,这就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是经济上的影响.五六千年前,与温暖期同时,是一相当湿润的气候.当时的黑龙江流域,为几千年来最湿润的时期,北京平原为河流纵横、池沼广布之乡.距今2500年左右,气候转向干燥.在北京考古发掘中发现代表湿润气候的混炭沼逐渐消失.距今约1000年左右,气候再次变干.根据大量的地方志中的旱涝记载,我国东南地区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旱灾相对增加,以公元1000年为界线,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时期持续时间长；此后的湿润时期短,干旱时期长.最近500年来旱涝材料排成年表显示,旱灾明显地多于水灾.气候的干湿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干冷地带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限制自不必说,在其它地区,也因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而左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位置也随着南移.五千年来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度一个比一个低,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重心向南迁移的大趋势.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停滞和衰退,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与南方经济上升；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经济上升并超过北方,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继续发展；明清以来,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畸形发展,东西差距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纵观这三次大规模的经济重心南移,正好与历史上第二、第三、第四个寒冷期的到来相始终,从中不难窥见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再次是文化上的影响.经济是基础,它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应地移到了南方.秦汉时期定都关中,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有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和“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到了隋唐以后,粮食供给开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开始向南迁移.到宋代,有了“苏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此时中国文化以最富裕的长江流域为根据地,形成了“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的局面.至近现代,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上渐渐占据重要位置,中国的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南移的倾向.关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从“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这里介绍两家,借以说明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丁文江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③〕一文中根据二十四史中汉、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为：时代前汉后汉唐北宋南宋明人物最多的省山东河南陕西河南浙江浙江河南陕西河北河北福建江苏日本桑原骘藏在《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举为例,交明清两代登科第者列表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起至万历四十四年止,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总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占88％,北方29人,占12％.清康熙十八年开制科,共录取50人,其中南方占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占14人.明清两代共出状元203人,南方有188人.四、有关问题的讨论1、通过上述中国气候变迁的特点及影响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问题.怎样看待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过去由于片面地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因而很少具体地研讨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认识到地理环境本身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人类改造自然环境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的约束,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究竟怎样?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众说纷纭.通过本文分析,我们首先可以肯定,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在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要重视历史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别漫长?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发展极其缓慢?不少同志认为地理条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具体地说,中国内外部地理环境及其相应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既产生了对专制政体的要求,又维护了封建小农业的强盛,使中国难以具备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这些观点正确与否?还需要对中国历史地理作深入细致地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其次,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还认识到,人类历史与地理环境是一个统一体,两者之间相互制约、互相作用,这种相互间的制约和作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大致说来,生产力水平越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作用越大；社会发展阶段越古老,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越大.在中国古代,因气候迹迁的时空差异性而影响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表明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确起到了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少数民族与汉的对立（秦汉与匈奴,东晋南朝与“五胡”,宋与辽、金,明与蒙古、满族等）,无不起因于气候时空差异所造成的农、牧区对立的环境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对地理环境制约作用越来越大,地理环境可以为人类提供的物质财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地理环境的作用就减少了.由于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导致了地理环境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地理环境系统,在原来的自然环境之外,又增加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系统,从而对人类社会产生新的影响.在近现代的中国气候变迁中,我们就不得不探讨人们对环境污染所造成气候环境的新变化和新影响,这就决定了研究历史地理对现实和实践的指导意义.2．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特性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关于它的学科性质,在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目前国内各高校历史系和部分地理系都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但由于对它的学科属性看法不同,讲授的内容、学习的重点和研究的方向都很不一致.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沿革地理的研究；有人把它当作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对历史时期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探讨；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与地理学边缘学科,侧重于跨学科的研究.我们认为历史地理学既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多门学科边缘地位上相互交叉和相互联系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历史地理学不仅研究自然环境变化的自然过程,而且也研究改造自然环境变化的人为过程,更重要的是,它重点探讨的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变化规律.由此可见,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学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多学科相互联系的一个新的学科体系.正如前苏联历史地理学家热库林所说的那样,它不仅是在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衔接处形成的边缘学科,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曾与民族志学、地名学、农业史及一系列其它科学门类紧相关联.”因而准确地说,它是“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位上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⑤〕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视野才会得以逐步地开阔.学科性质决定了学科的研究途径.世界是一个整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现代科技已走到学科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历史地理学正是适应这样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要求我们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在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分析如能在这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目的也就达到了.

古代哪些年头夏天气温很高？是否因此发生过天灾或者兵祸？

时至立春，人们明显地感觉到白昼长了，太阳暖了。气温、日照、降雨，这时常处于一年中的转折点，趋于上升或增多。小春作物长势加快，油菜抽苔和小麦拔节时耗水量增加，应该及时浇灌追肥，促进生长。农谚提醒人们“立春雨水到，早起晚睡觉”大春备耕也开始了。虽然立了春，但是华南大部分地区仍是很冷“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的景象。这些气候特点，在安排农业生产时都是应该考虑到的。

我国古代将立春的十五天分为三候：“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蜇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说的是东风送暖，大地开始解冻。立春五日后，蜇居的虫类慢慢在洞中苏醒，再过五日，河里的冰开始溶化，鱼开始到水面上游动，此时水面上还有没完全溶解的碎冰片，如同被鱼负着一般浮在水面。

春季养生要顺应春天阳气生发，万物始生的特点，注意保护阳气，着眼于一个“生”字。按自然界属性，春属木，与肝相应。（这是五行学说，以五行特性来说明五脏的生理活动特点，如肝喜调达，有疏泄的功能，木有生发的特性，故以肝属“木”）肝的生理特点主疏泄，在志为怒，恶抑郁而喜调达。在春季精神养生方面，要力戒暴怒，更忌情怀忧郁，做到心胸开阔，乐观向上，保持心境恬愉的好心态。同时要充分利用、珍惜春季大自然“发陈”之时，借阳气上升，万物萌生，人体新陈代谢旺盛之机，通过适当的调摄，使春阳之气得以宣达，代谢机能得以正常运行。

春节一般都在立春后，也就是春天，所以称之为春节，在此节日，人们共同欢度，举国同庆！

气候问题自人类产生以来便存在着，在古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原因以及农业经济的脆弱性往往会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就以近些年的高温天气来讲，其实在古代也存在着类似问题，比如高温所引起的干旱问题，导致农业生产崩溃，即为天灾，天灾的出现由于未能及时处理得当，进而引发?兵祸?。

这种由?高温?导致的天灾和兵祸问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数不胜数，而当中影响最大的则是明朝末年所经历的?小冰河时期?。

小冰河时期的夏天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所谓?小冰河时期?，其最大的特点便是: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极度异常，即冬天异常严寒，而夏天则炎热干旱。

即使在当今，干旱对国家来讲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而在没有人工降雨技术的封建社会这一问题显得更为严重。

由于小冰河时期的到来，明朝末年在夏天所面临的干旱问题放眼整个封建历史都是绝无仅有般的存在:

如《明史 五行志》中记载:?万历三十九年夏，京师大旱。四十二年，夏不雨。四十三年，山东春夏大旱，千里如焚。四十四年，陕西、广东大旱。?

崇祯元年夏，赤地千里。五年，杭、嘉、湖三府不雨?十一年，两京及山东、陕西、山西旱。十四年，两京、山东、河南、湖广旱

总而言之，干旱灾害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朝末年的全国区域，在高温的作用之下本身水匮乏的地区仅有的水源也被蒸发。而在古代农业生产中，无论是从事生产的人、畜劳动力，还是农作物本身都十分依赖水，再者，夏天又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受起高温和干旱影响，农业生产几乎面临停滞状态。

天灾导致的人祸

在古代农业社会，天灾的降临所带来的最为直接的影响便是人祸的爆发。本是满目疮痍的大明王朝遭此劫难亦是如此。

首先，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对于大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能力也就无从谈起。从史料记载来看，明朝末年的干旱问题最大的特点就是持续时间长和波及范围广。这当中有着?天下粮仓?之称的苏湖地区也难免其难。

如此一来，农业生产的停滞除了导致农民本身生存堪忧之外，的财政收入也是急剧下降，本已因战争而国库空虚的大明根本无力取有效的赈济措施，素有?天下粮仓?之称的苏湖地区也无粮可调。这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农业生产停滞?财政收入降低?无力赈灾?农业生产停滞。

如此循环往复，最先受到影响以及影响最为惨重的便是农民:农民因生产欠收?生存问题无法保障?沦为流民。这些流民绝大部分因饥饿而死去，另一部分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流民则会归咎朝廷的无所作为，进而选择铤而走险的暴力手段:起义，以此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诸如李自成、张献忠之流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揭竿而起，给本是江河日下的大明王朝给予沉重一击。

总结:

古代由于技术条件落后的缘故，在当今看来并不为重的高温问题却极有可能影响一个王朝的兴衰。如小冰河时期的明朝末年，夏天高温干旱直接影响到了人民赖以生存的农业经济，而这又引发了一系的恶性循环。归根到底便是:天灾导致人祸。